中国的来历

发布于:2020-06-15 分类:新型环境   

中国的来历

古史探源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製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古或、国同用。」

这样,他就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他还指出,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託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幺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像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

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恆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髮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讚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幺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幺,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幺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幺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如果按照「五服」来分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所以,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佔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他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回答,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併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于此,我们可见孔子的伟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他自始至终维繫着。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时常梦见周公。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乃儒者的思维方式。

《春秋》立史,道统始有载体,中国亦有文化可倚。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他的历史观象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闢者,那幺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幺?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

国号反思

历代王朝,作为中国代表,都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这是为什幺?直至近代以前,以中国为国号,还不曾有人提出过,这又为什幺?

中国观念,按照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的说法,是世界性的。

佛生于印度,故佛教以印度为中国;耶稣生于如德亚——伯利恆,故天主教以之为中国,而真主生于天方国——麦加,故回教亦以之为中国。

以宗教发源地为中国,此说不知何据。耶稣与佛陀皆以个人体验创教,犹太教拒绝耶稣,印度教排斥佛陀,所以,耶教西行,而佛至东土。

于本土尚难以立足,如何能使之成为中国?此说不足为凭。

可东方的印度和日本,都有过「中国」一说,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说道:「印度亦称摩揭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

太炎先生认为,印度、日本之中国是地域中国,仅仅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来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属性,也没有天下观的主张。

山阳国或许如此吧。日本平安时代,延喜年间,政府颁布文告,将日本驿站按地区分类,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山阳国居中,称为中国。

可摩揭陀国自诩中国,却有着「举领域以对异邦」的意味。

那时,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入侵印度,在恆河流域留下一支军队,就回西方了。摩揭陀国有一个世代饲养孔雀的家族,出了个旃陀罗.笈多。

他自称「月护王」,推翻难陀王朝,自立为王,赶走马其顿驻军,统一北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时,其国强势,亦不逊于我国秦、汉。

因此,在恆河流域,就出现了摩揭陀中国,与汉土之中国相似。

而此前,在印度河流域有过一个中国,那是由雅利安人入侵形成的婆罗门教中国。摩揭陀国兴起时,原来的中国已经衰落,恆河流域成为中国。

与此相应,佛教也在此兴起,与婆罗门教分庭抗礼。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精神文明的中心随之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

当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成了国教,而摩揭陀,即是佛教中国。

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溃了,摩揭陀中国随之解体。因此,无论制度建设,还是国土经营,论规模,摩揭陀中国都不及汉土之中国。

尤为不及者,乃摩揭陀中国没有形成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化中国。

可有一点却如出一辙,那就是它们都没有以中国为国号,都把中国看作是王朝的领域。中国是王朝的领域,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的性质。

王朝都是家天下,用家天下的眼光来看中国,自然就把中国看作是王朝的领域了,而且尽量凸现王权的广延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因此,中国成了王朝的属性,用朝代来命名中国,以表明中国的王权主体性及其家天下性质,对外建立朝贡关係,对内则以中央集权统治。

这样的「王土」中国,缺乏独立性格,不能从王朝属性里超越。

所以,只要王朝还在,中国就不会成为国号,除非王朝退出。

王朝中国如此,文化中国呢?也如此,同样没提出中国的国号。

传统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国是王朝的属性,不能脱离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属性,也不能离开政治而存在,而政治,都是王朝政治。

在王朝政治下,文化中国究竟有什幺用呢?作资治通鑒用。

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国来维繫了。

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国家统一提供範式;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道统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以革命攘夷。

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曆数千年,而至今未衰。

关于文化中国,《明儒学案》卷二十四说是:「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

清朝入主中国,深谙此道,那时,中国士大夫对新朝仍心有芥蒂,雍正皇帝对此很不满意,发上谕教训他们时,就拿出了文化中国的老底。

他看本朝人刋写的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都要留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彞」,以虏为「卤」,就皱起眉头,说「阅之殊不可解」。

以夷虏为忌讳,就是在内心裏,还认为清朝是夷,这样的避讳,与其说是出于敬意,而毋宁说是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地域和民族性的鄙视。

对此,他认为不可理喻,斥之为「背理犯义而不敬之甚者也」。

他说,是不是中国,不应该从地域上来分,而应该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

这还不是中国幺?不去想这个文化中国,老怀念旧的王朝中国,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忘了天命已有新安排,如此「不且悖谬已极哉」!

应该说,这位雍正皇帝非常厉害,他的驳斥还是很有力的。

还是这个皇帝,他除了要解决新旧两个王朝中国的矛盾,还要面对中国之教与西洋之教的新矛盾,他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并不包括西洋。西洋既不属于《禹贡》「五服」,也不在《周礼》「九服」,既然在汉土天下之外,它也就算不上是夷了。

不仅不以夷视之,而且还心嚮往之,《两汉博闻》卷十一「大秦国」说,海西有大秦国,也叫做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那时称西方,不称西洋,而称西海,按照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说法,《后汉书》所说的「西海」,就在波斯湾及红海一带,而「海西国」则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即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城,汉语简称「黎轩」。

黎轩乃托勒密王朝之埃及,后来,被罗马灭亡,就变成了大秦。大秦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向东延伸至亚洲地区。

白鸟说,西汉时中国人已知有黎轩国,但不知其详情。一至后汉,始悉世界财宝,都彙集于此,其富有之情状,实非中国可及,便言其祖先,皆原自中国,因汉之前为秦,故以秦人称之,称大秦者,乃身高体大之谓也。

「类中国」的大秦,岂止非夷,而且还出圣人,清初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说,中国称西方有圣人,大概就是指这一带,古名叫大秦。

不光汉人有此大的胸襟,晋人也如此。法显西行求法至印度,着《佛国记》,言及释迦牟尼、阿育王时,就介绍了印度的中国。晋虽乱世,可晋人的神经却未衰弱,心裏能放下两个中国,一个是祖国中国,一个是佛国中国。

法显,六十西行,七十习梵文,八十译佛经,开了我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后来,才有了唐玄奘西行取经,才有了郑和下西洋和传教士东来。

可自从雍正皇帝发了「彼西洋之教必不行于中国」的上谕后,王朝中国就开始对文化中国进行审查了,欲遏制文化中国的自由化倾向,使之完全纳入王朝体系,最明显的标誌性工程,就是乾隆皇帝启动的纂修《四库全书》。

别的不说了,就说《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对书的审查吧。

对于《佛国记》,审曰:「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法显「以天竺为中国」,只是陈述历史,并认同之,并未以祖国为边地,否则他就不会渡海,历尽磨难,要把真理带回来了。

据说,他在太平洋漂泊了一百多天,看见了美洲大陆,然后,漂流至山东崂山,终于回到了祖国。这样一位惊天地的文化英雄,竟被斥为谬者。

对于利玛窦所着《舆地全图》,则以画鬼魅视之,以为目不能见,足不能至,欺人而已。而明朝的万曆皇帝却把这幅地图挂在宫廷里,给王子们看。

《坤舆图说》是南怀仁为《舆地全图》所作的解说,可他们对其中所言世界各地,已毫无兴趣,别说像法显那样,去世界实地考察一番了,连案头的文献调查工作也没做,就断言它是从我国古书里剽窃出来的,不值得一提。

还有《职方外纪》,明代传教士艾儒略撰,卷一有「亚细亚总说」一篇,说中国居亚细亚东南,自古帝王立极,代有圣人,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他们除了对此有兴趣,其余皆斥之。

正是有了《四库全书》打底子,乾隆皇帝在接见英使马嘎尔尼时,才有了十足的天下观底气,并以天朝的派头,向西洋关闭了中国化的窗口。

那时,满蒙已经中国化了,青藏也中国化了,越南和朝鲜似乎成了中国化的边缘地带。传统意义上的夷狄都变成中国了,新的夷狄在哪里?

在西洋。天朝不是汉唐,没有对西方的嚮往,不再用「类中国」的眼光看西方。而西方,自罗马帝国——「大秦」以来,就在寻找中国,寻找那个像丝绸一样优美的中国。当马可波罗告诉西方,他到了中国时,西方激动了。

传教士们接踵而来,将中国文化传递于西方,致使西方启蒙运动,受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当启蒙了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中国却称他们为夷狄。

利玛窦去世,明万曆皇帝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安葬利子。下葬时,文武百官都来行礼。

一太监问相国叶向高,远方来宾,从来就没有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叶回答说,其它事都不论,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一块葬地。

清初,康熙皇帝延续了这一做法,汤若望、南怀仁去世以后,就在利马窦的墓旁,赐地安葬,并用满文、汉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刻写了碑文。

从雍正开始,一改此例,禁传教,并驱逐传教士。到了乾嘉时期,传教士都被驱逐无余,夷教销声匿迹。夷教受难,乃中西文化冲突之始,可谁知?

天朝驱逐了上帝的使者——传教士,西方又派来了魔鬼——鸦片烟。

一个抽鸦片的中国,被西方瞧不起了,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还要自称中国。渐渐的,中国人的思想,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从天圆地方中解放出来,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着《醒世歌》唤醒世人:

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

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颠覆了王朝中国。同为湘人的叶德辉对此很不满,写信给皮嘉佑的父亲皮锡瑞,用「五行」说来解释。

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都是黄种,可见开天闢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为此,他自鸣得意,指出「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

他哪里懂得,「此理」在西方人看来更为可疑,臆想的「五行」说,也就说说而已,哪能当作真理?!真理要拿出证据,并用实践来证明自己。他能拿出怎样的证据来证明臆想的「五行」方位符合近代科学原理,而中国又能以怎样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理晓之」,只能增添几分文明的滑稽。

王朝中国的破落已毋庸置疑,不过,还有文化中国可以坚持。

同治年间,当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清朝使团出使欧美时,有个名叫志刚的满人随同,并出任副使,此行,他写了一本游记,叫做《初使泰西记》,游记里提到「前在西国,客问使者曰:地球上无土而非国也,中国之说何谓也?」

这「使者」当然就是他本人了,他的回答比叶德辉要高明得多: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犹太之耶稣言爱……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

他不为王朝中国争,却为文化中国争,也亏他能争得如此理直气壮,可见他不光是道统中人,还是中西会通之人。当时,能支撑中国脸面的,也就这道统了。可没过多久,等到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连文化中国的脸面也被挑战了。

因为,他居然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而其本,则在国之政教,其末在商贾,而造船制器,「又末中之一节也」。其政教之本有二,一是议院政治,一是民选政治,而国人「师夷之长技」,并未师其本,而是师其末之末也。

他在《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谈到英国两党制,他说,二百年前,英国就「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他还比较了中英两国的政治,他说「西洋君德」,没有能跟我国先王相比的,就连伊尹、周公那样的宰相业绩,「亦未有闻焉」。

但中国政治,是圣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为一国公民政治,是以「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而「西洋治民以法」……

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幺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挺不起来了。原来只以为强国之技不如人,现在懂得了连立国之道也不如人,这黄昏的猫头鹰!

书中不仅将古希腊的「巴子」(柏拉图)、「亚子」(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孟相提并论,而且对朝廷拟制的国旗「黄龙旗」,提出了批评。

当时,中国正在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作为标誌,总理衙门向慈禧提交了各种方案,其中就有黄龙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金黄乃皇家之色,就选了黄龙来代表大清——王朝中国,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三角形黄龙旗。

可郭嵩焘在书里唱反调:国旗都是长方形的,没有三角形的,而且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医生求救助的信号,以此为国旗「太为失考」。

他还天真地把书稿寄回国内,交总理衙门刊印,结果成了靶子。

多年以后,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谈起这段往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那是天下观里的中国,国际关係中的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此,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急时抱佛脚,得过且过。

为了组建海军,凑合了一面国旗,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李鸿章才发现,光有一面国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首国歌,于是,又临时凑合出了国歌。

1896年,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他没想到,每到一国,除了对他表示欢迎外,还要演奏中国的国歌,可他哪里有什幺国歌?

这个聪明透顶的家伙,能随机应变,临时凑合,就找了一首七绝诗,配以古曲,唱道:「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真是雍容华贵,一派帝王家的气象,就权当国歌了。

又过了十五年,才有典礼院向末代皇帝呈览「国乐」《巩金瓯》,「巩金瓯……帝国苍穹保……」可老天不保佑,六天以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国旗、国歌就这幺凑合,还有国号呢?家天下,要国号干什幺!

黄遵宪曾建议过,以「中国」为国号,作为本国对外统称。

他说,世界各国,皆有总名,独中国无之。因此,各国称谓我国,有称汉的,有称唐的,日本人或称唐,或曰明——不承认清,都以朝代称。

而印度人或称震旦,或曰支那,英吉利人言差那,法兰西人谓差能,各国译来译去,都不是我国固有名称,真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可朝廷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顾不上为中国正名。

今日且过,宁有他日,今年且过,难挨明年,我土我民,岂有待于此老态龙锺之王朝来安排耶?国旗凑合着挂了,国歌也凑合着唱了……

起初,还指望立宪,可立宪泡汤了;后来,转向革命,王朝终结了。

此次革命,超越了儒者革命的传统,具有了一种新的理想性——民主,正是这种新的理想,使中国走出天下观的樊篱,从王朝属性里解放出来了。

中国人第一次脱离王朝而有了独立的国体意识,而有了《少年中国说》。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遗弃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梁任公得风气先,思想如雷如电,目光穿越千年,直面当前,他发现:

在王朝的废墟上,正走来一位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美少年,那是谁?啊,中国!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

天地之际,青春受谢,方死方生。美哉!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后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阳,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辽矣,日月所照,风水所及,新中国萌芽矣。

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也?惟有朝廷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梁氏此说,或出自西学之民主思想,亦源于文化中国之民本理想,他基于民本理想,而有民主主张。

他说,国体发育有如生命,以少年中国言之,则尧舜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迄于今为童年时代,而今将入少年之境界。

老大之王朝中国方死,青春之民主中国方生。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製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所以啊,今天的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我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我国雄于地球。

让我们为青春中国礼讚,为民主少年祝福吧!祝他们: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青春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这一年啊,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新中国啊,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

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他预言。冬天已经来过,春天怎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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