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想像与政治小说:改革与热情(1970s-1980s

发布于:2020-06-15 分类:赏析新奇   

场景回到2012年中国十八大前夕。

两种现象同时出现在台湾: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人事异动的各种传闻、流言佔据媒体版面,其次,则是专家学者们的发言,他们或许从派系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地方政治人物前进中央的比率甚至从具有国有企业经营者进入领导阶层的比例分析可能的新领导班子及其未来走向。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从政治精英的变化看中国,我们其实都不十分清楚政治精英以外的中国人的政治想像。在政治想像方面,中国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国度,从晚清以来的历代政权,政治小说从未断绝,这几年,官场小说更是中国流行文化的一环。

如果仅从改革开放迄今三十五年来看,三种政治小说类型与题材相继出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权最为着重的生产单元-工厂的现代化生产模式的改革,是「改革文学」共通的主题。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贪腐大案的出现,「反腐小说」以及翻拍的电视剧成为主旋律。2007年迄今,官场小说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环,官场生存术成为主题,潜规则、如何为领导欣赏等充斥小说,其中,部份小说作者更是官场出身。

这些正折射出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中大众的政治想像。

〈可能发生在两千年的悲剧〉:保守力量是否复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在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这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走向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然而,在这个历史起点当中,有人带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专政的疑虑不安思索中国的未来,也有人带着乐观的期待,準备在现实的废墟上重建中国。

疑虑不安与乐观,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小说的内容。

1978年冬天,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大字报,紧接着,《中国青年》与《北京之春》等刊物相继问世。首号的《北京之春》1979年1月创刊,发刊词当中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科学的鲜花将迎着飞雪与春寒到处怒放」展示了将民主视为现代化进程一环的企图。

1979年五月号的《北京之春》发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政治小说<可能发生在两千年的悲剧>。这篇小说的背景是1988年,中国领导人(指邓小平)因病过世,紧接着,几个领导人接续病死,中国陷入弔诡的气氛。2000年,中国举行十八大,新的统治集团批判已逝领导人并清理以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200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新的领导人除了在天安门检阅五百万人的游行大军,也发表重要谈话:坚决消灭党内资产阶级、实现一元化领导、清除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清除西方资本。

10月2日,西单民主墙马上出现署名余悸(心有余悸之寓意)所写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二十二年(即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前即已贴过一次,文中质问中国国情:「中国人多国大,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改善缓慢,唯独政局瞬息万变的速度使任何现代国家都目瞪口呆。」

〈乔厂长上任记〉:与官方相符的现代化定义

《北京之春》所质疑的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涵纳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不过,所谓的现代化却得到了另一重解释:现代化意味着科学的生产与管理模式。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揭开「改革文学」(描述改革开放历程的文学)的序幕。

中国的政治想像与政治小说:改革与热情(1970s/1980s

小说开篇的两句话洋溢追赶现代化之情,「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日本日立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说明什幺?要求我们干什幺?」与日本日立电机厂同样的年产量,但却足足多了三千三百人完成,这显然是工厂管理与效率的问题。故事主角乔光朴,早年留学苏联,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斗无法发挥所长。文革期间的工厂景况,政治高于一切,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工业界,出现了一批政治导演,一有运动或是工作上遇到难题,就召开群众运动,游行、呼口号,工厂像是政治舞台,原是生产动力来源的工人也改头换面成为政治剧本的群众。」

不过,四人帮倒台未必代表工厂重回正轨,四人帮倒台后两年六个月工厂仍未达到生产指标。乔光朴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担任厂长,改革厂务,在重重困难中工厂改造渐露曙光。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引起强烈迴响,一方面,描述工厂改革的文学接续问世,诸如柯云路的〈三千万〉(1980)、张洁的〈沈重的翅膀〉(1981)等。前者描述工厂改革如何突破中国人际网路关係千万重的历程,后者更是透过小说带出与先进国家工厂管理模式的比较。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乔光朴也成为宣传机关的样板人物,例如《人民日报》于1979年12月17日头版刊登了一则安徽工人自荐厂长的新闻、1979年12月30日则刊登了北京一家厂长的事蹟,一如乔厂长钻研科学生产方法,这家工厂厂长沙叶则是透过日文钻研最新的工厂管理方法。

必须指出的是,改革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彼此扣合之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日搭乘新干线的一段话颇为经典。当日本记者问他搭乘快速的新干线列车感觉如何时,邓小平一语双关地回答「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快不只是新干线列车的快速,也是改革开放的快速。

在官方眼中,快是必要的,就像改革小说里不约而同提到的生产模式的改变,但这个快不包括《北京之春》所呼吁的视民主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环。儘管改革开放之后,国门重新打开,年轻人们在文化热的氛围当中在思想、在国情比较的摸索当中隐约已有参照系以及改变现实的企图。

《新星》:消逝的政治热情

年轻人对政治体制的热情,在《新星》当中一览无遗。

中国的政治想像与政治小说:改革与热情(1970s/1980s

1984年柯云路的政治小说《新星》出版,这本书在大学生之间争相阅读,1986年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更是万人空巷。小说主人翁李向南,1977年进入大学,毕业后原有机会在其父亲安排下在北京担任幕僚工作,不过,他却选择下乡担任县委书记,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封闭的农村开始。

李向南虽以鸿鹄之志进行各种改革,但他却处处受到代表官僚主义的县委副书记的倾辄,如同电视剧旁白所说的,「中国要崛起,必须有现代化的文明。然而,封建几乎把人窒息。」最终,李向南改革未成,但他已体验了不少基层情况,年轻的他知道中国的改革必须仰赖更多的资源而非包青天式的英雄主义。

李向南是一代青年的写照,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许多1968年下乡的「老三届」(指1966、67、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时隔多年之后,才得以进入校园。由于下乡了解基层情况,也因为大学学历较为纯正(文革时期大学生是以政治标準选拔大学生,这些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这批年轻人普遍受到重视。

2012年十八前夕,曾有评论者指出这本小说的李向南正是习近平。不过,几位80年代的亲历者则指出原型并非习近平,而是80年代的「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与王岐山中的翁永曦。翁永曦与黄江南早已从仕途下海经商、朱嘉明1989年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近年曾来台湾讲学并出版着作、王岐山则为国务院总理。

改革四君子的人生历程,恰如中国政治变化的缩影。


正文到此结束.